內藤虎次郎（號湖南，1866-1934）與章炳麟（號太炎1869-1936）是同時代人。內藤湖南對中國的同時代觀察或多或少得益於其所推崇的清朝士大夫的啟示（見內藤湖南《支那論》自序）。同時，內藤的學術傾向也頗受清朝學術尤其樸學的影響。內藤湖南在上述基礎上有其個人高度獨特的發揮。內藤史學推崇考證，但其本人的史學不長於史考而更在於史識（這一點與其所推崇的章學誠相類），其史識如“唐宋變革論”在國際上至今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力。當然，清學也是多姿多彩的。其中章太炎為清學樸學末代傳人，卻不限於門派。章太炎對樸學先學如開山祖之顧炎武（1613-1682）、其高峰之戴震（1723-1777），皆有所繼承、光大和發展。就內藤湖南與章太炎的關係而言，內藤湖南作為中國政治走向的觀察者和清朝學術史家，對章太炎也有一定的論及。但是，就筆者目之所及，終其一生，似乎卻未見章太炎論及內藤湖南。但是，這並不影響本文從章太炎角度觀察內藤，同時從內藤角度觀察章太炎。

章太炎與內藤湖南之關聯，學界並非沒有留意。比如，學者傅佛果（Joshua A. Fogel）可能是較早將章太炎與內藤湖南相關聯的學者之一。假如說傅佛果側重於強調內藤與章炳麟之同的話，另一位學者增淵龍夫（1916-1983）則在更早的時候注意到兩者的同中有異。增淵在肯定兩者在清朝樸學上之關聯之同時 ，更注意到其異。比如，增淵強調幸德秋水（幸德传次郎，1871-1911）與章太炎、張繼（1882-1897）、劉師培（1884-1919）等的關聯同時，更比照、強調了內藤在明治三十一（1898年）年至四十年（1907）間與其《萬朝報》同事(明治三十一年五月至明治三十三年)幸德秋水在思想上的不同，尤其強調了明治三十六（1903）年九月內藤湖南的開戰論與秋水的反戰論以及在社會主義思想上之南轅北轍 。政治上內藤湖南是一定程度上的社會主義者，對政權亦持一定的批判立場。與明治三十一年同年進入《萬朝報》的同事、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相比，內藤湖南在日本擴張問題上算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幸德秋水則持反戰立場 。此外，增淵龍夫留意到了內藤與章太炎的間接關聯，以及幸德秋水與章太炎的直接關聯 。增淵龍夫更偏於強調內藤湖南與章太炎在地方自治問題上與內藤的區別，認為在“封建-郡縣”問題上只有章太炎繼承了明末清初顧炎武的批判精神，並為此著墨不少 。總之，熟知日本中國研究狀況的傅佛果與增淵龍夫屬於不多留意到章太炎與內藤關聯的研究者。從章太炎研究者的角度，本文則在如下方面探討內藤湖南與章太炎的關聯：1從傳統中國制度史中發現權力制衡之“現代”要素：章太炎與內藤湖南的關聯；2 地方自治問題上內藤湖南與章太炎之異同：同中有異的“顧炎武”。本文章太炎與內藤湖南並論互論的嘗試，相信也能提供某種理解內藤中國論的視角。同時，也相信能提供某種角度，以驗證增淵、黃東蘭的內藤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