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乃經學之重旨，《尚書》為諸經之冠冕。《尚書》，見人道之大者。則經義之詮釋，本《書》以立義，彰顯人道大義，乃經學至重之工夫。唯明清以來，斤斤於真偽今古之類之末枝末節，必欲徹底殘經辱經廢經而不已。今時若無視根本，迷執與沉淪於瑣碎考證，而無視此關乎人類整體生存與發展之人道關懷，則文化之倒退與人性之崩裂瓦解，無可避免；而人道之不講，則集體墮落至市井不如之鄙陋，甚且喪心病狂，相率淪為禽獸相噬！治經所以立人道，此根本大義，必須堅持著，可幸在舉世昏聵之時，未嘗無獨清之聖哲賢人，以淑世之天德，維繫政學於一綫，其彰明人道之偉功，足為後學之矜式儀表者，是必推唐文治先生(1865-1954)與曹元弼先生(1867-1953)也。

    二先生一生治經，堅持不息，本立心以樹人道，本人道而倡禮教，以體現由衷之愛敬心。其早年為南菁學侶，情誼維繫終身，論學商量，精益求精；而同處大亂時代，由甲午至辛丑，至革命至軍閥，至日治至黨爭而土改，親歷人間罕見之苦像，於屍橫遍野、民不聊生、國是無定之際，透過正學之闡釋，彰顯本心良知良能而推而至於至善，未始非為慘酷世界提供再造善美之南針，其立願之偉，可敬可佩，此儒家經學之至真精神與血脈，充分體現孔孟精隨者。本文以兩先生所處時代為緯，說明其《尚書》學之足為今日所取鑒者，所以顯示經學義理之建構，必待用心如兩先生者，自能日月爭光、垂之永久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