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問題的能力是21世紀年輕人需要具備的核心特質之一 (Trilling & Fadel, 2009)。由於研究方法的限制及缺乏合適工具，研究多集中於分析學生解難結果，較少學者研究解決問題的過程 (Wirth & Klieme, 2003; Chang, et al., 2012)。20世紀末常用的研究解難過程的方式是發聲思考(think-aloud)，但這種方法較難進行大樣本的研究 (Goos & Galbraith, 1996)。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人們發展出記錄大樣本和大量解難過程行為的方式——log文檔。log文檔是一個綜合的信息資料庫，以文字和/或數字的形式記錄被試者的操作行為。例如PISA 2012電腦化問題解決測試用log文檔詳細記錄學生的解難過程。惟至今仍鮮有學者以log文檔探討學生的解難歷程，難題之一是如何把這些電腦記錄的操作行為轉化為可分析的數據。 本研究的目的是： 1. 探究PISA 2012年電腦化問題解決測試的log文檔，找出可用於分析的行為指標。 2. 以上述行為指標比較七個高表現地區和三個低表現地區的異同。 3. 根據學生解決問題的操作行為劃分不同的解難模式。 4. 探索這些解難模式與學生解決問題能力、毅力(perseverance)，及對問題持開放態度(openness for problem solving)的關係。 本研究把電腦化問題解決測試的公開題log文檔轉化為三個可分析的行為指標：學生解難的時間、解難步驟的數目和觀看素材的次數。用這些指標比較七個高表現地區和三個低表現地區的狀況，發現：低表現地區學生的解難時間比高表現地區長；低表現地區與十個地區的平均水平相比，解難步驟較少的學生百分比和觀看素材次數較少的學生百分比均較高。高表現地區中，香港和韓國觀看素材三次以上的學生所佔百分比較大。 根據學生解決問題的操作行為，本研究以“頻”（觀看素材的次數）和“能”（答題表現）為維度劃分出五種解難模式。第一種是“低頻高能”型；第二種是“高頻高能”型；第三種是“低頻低能”型；第四種是“高頻低能”型；第五種是“不參與”型。結果顯示，新加坡、澳門、上海和台灣“低頻高能”的學生所佔比例較大；香港“高頻高能”的學生所佔比例最大，而且是唯一一個没有“不參與”學生的地區；而低表現地區“低頻低能”的學生所佔比例較大。最後用對應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探索五種解難模式與學生的解決問題能力、毅力、對問題持開放態度的關係。總的來說，高解決問題能力、高毅力和高開放度的學生較可能屬“低頻高能”型；中等解決問題能力、中等毅力和中等開放度的學生較可能屬“高頻高能”型；低解決問題能力、低毅力和低開放度的學生較可能屬“低頻低能”型、“高頻低能”型或“不參與”型。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log文檔探討學生的解難歷程，把這些電腦記錄的操作行為轉化為可分析的數據，找出可用於分析的行為指標，並比較十個地區學生的解難歷程。研究劃分出五種解難模式，並探索了這些解難模式與學生解決問題能力、毅力，及對問題持開放態度的關係，有利於教育工作者進行相關的後續研究。